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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高聯樂理待商榷題目 3

On Late Style_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

© Edward W. Said / Amazon

身邊不少老師都認為,115 高聯第一大題第 12 題的命題有問題。若主責命題學校與命題老師仍認為無誤,我決定用系列三,繼續指出這道題目的邏輯謬誤。

系列文章

在上一篇中,我以斯特拉溫斯基為例,說明將一位作曲家橫跨數十年、風格截然不同的創作階段壓縮為單一「主義」,在音樂史學上站不住腳。這篇將進一步以貝多芬為例,援引 Grove Music Online 貝多芬辭條、阿多諾(Theodor W. Adorno)與薩伊德(Edward W. Said)的相關論述,從更深的學術層次說明:為什麼 115 學年高中聯招第 12 題的出題邏輯,存在根本性的問題。

一、模擬題目(仿照 115 學年出題邏輯)

貝多芬(Ludwig van Beethoven)突破傳統古典主義的束縛,以《悲愴奏鳴曲》(Sonata pathétique, op.13)、《英雄交響曲》(Symphony no.3 'Eroica', op.55)等作品開創嶄新的音樂語言,後來更在晚年創作了《大賦(復)格》(Grosse Fuge, op.133)等極具前瞻性的作品。這種風格屬於下列哪一個時期?
(1)古典主義 (2)浪漫主義 (3)印象主義 (4)表現主義

命題方預設的「標準答案」:(1)古典主義

二、這道題目的問題在哪裡?

題幹中出現的三部作品,橫跨了貝多芬生涯中風格最為懸殊的階段。《悲愴奏鳴曲》(op.13, 1797–8)與《英雄交響曲》(op.55, 1803)分屬貝多芬的早期與中期創作:前者是他在維也納確立個人風格的重要里程碑,後者則是 Grove 辭條所稱的「watershed work」(分水嶺之作),標誌著貝多芬「英雄風格」的成熟。這兩部作品雖然已經突破海頓與莫札特的古典框架,整體語言仍與古典主義的形式邏輯保持密切關聯。

《大賦(復)格》(op.133, 1825–6)則完全是另一回事。Grove 辭條第 17 節指出,這部作品是「closed book to the 19th century」,意即 19 世紀的聽眾幾乎無法理解它。辭條更引用斯特拉溫斯基的話,稱它為「this absolutely contemporary piece of music that will be contemporary for ever」。一部連 19 世紀都無法消化的作品,怎麼可能與《悲愴奏鳴曲》同屬「古典主義」?

若將這三部作品一起放入題幹,再問「這種風格屬於哪一個時期」,考生面對的其實是一道無法成立的問題:《悲愴奏鳴曲》的答案可以是古典主義,《大賦(復)格》的答案卻絕對不是。題目以「這種風格」一詞將兩個截然不同的創作階段壓縮為同一現象,要求考生以單一答案概括,在邏輯上並不成立。

三、Grove 辭條的「三期」分法

Grove Music Online 貝多芬辭條(Joseph Kerman、Alan Tyson、Scott G. Burnham 等人合撰)第 11 節「The 'three periods'」指出,貝多芬創作生涯的三期分法最早由 Schlosser 於 1828 年提出,經 Fétis(1837)採用,再由 Lenz 在 1852 年的《Beethoven et ses trois styles》中確立並普及。

辭條同時指出,這個三期分法雖然「refuses to die」,但「it is certainly in need of some refining」。辭條甚至建議在傳統三期之外加入波昂時期作為第四期,並將每個時期再細分為兩個子時期。換言之,學界修正三期分法的方向是分得更細,三個時期在美學邏輯、形式語言與情感表達上的根本差異,從來不能以單一標籤一概而論。

即使是普遍公認的分期框架,學界都不會輕易將不同階段壓縮為單一風格。一位嚴謹的音樂史學者,不會把《悲愴奏鳴曲》與《大賦(復)格》說成同一種「風格」。

Grove 辭條第 16 節「Late-period style」更進一步描述晚期風格的特殊性:貝多芬晚期作品中出現的賦(復)格、變奏、教會調式等手法,是對古典傳統的根本性重構,早已超出單純的延續。辭條也特別點出,晚期作品對後世的深遠影響,要到很久之後才逐漸被理解,遠晚於中期英雄風格發揮影響的時間點。

四、阿多諾:中期與晚期的美學對立

阿多諾的《貝多芬:音樂的哲學》(Beethoven: Philosophie der Musik, Frankfurt: Suhrkamp, 1993;英譯本 Beethoven: The Philosophy of Music, Cambridge: Polity Press, 1998),對貝多芬晚期風格提出了最具影響力的哲學詮釋。

阿多諾的核心論點是:貝多芬中期的「英雄風格」,體現了主體(subject)與客體(object)、個人與社會之間一種「獨一無二且不可重複的和解」(unique and unrepeatable reconciliation),並在《英雄交響曲》、《第五交響曲》中達到頂峰。

晚期風格則代表完全不同的美學邏輯。在《大賦(復)格》、《升 c 小調弦樂四重奏》(op.131)等晚期作品中,主體開始「退場」(absent itself),留下的是一種「去主體化的音樂物質性」(desubjectivized musical materiality)。晚期風格之於中期英雄風格,是一種批判性的否定。

阿多諾的論述清楚告訴我們:貝多芬的晚期風格與中期風格,在哲學意義上是截然對立的兩種美學狀態。將《英雄交響曲》與《大賦(復)格》說成同一種「風格」,在音樂史上站不住腳,在美學哲學上同樣是錯誤的。

Grove 辭條第 19 節也援引阿多諾的論述,指出晚期作品「resist assimilation into some saving unity」,也就是說,晚期風格的本質就是抗拒被納入任何統一的框架。這與模擬題用「古典主義」一個標籤概括貝多芬不同創作階段的做法,在邏輯上直接衝突。

五、回到 115 高聯的荀貝格題

現在回到 115 高聯第 12 題:

荀貝格(Arnold Schoenberg)打破傳統大小調的束縛,在 20 世紀初發展出「十二音列」(Twelve-tone series)作曲法。這種風格屬於下列哪一個主義?
(1)表現主義 (2)印象主義 (3)新古典主義 (4)極簡主義

這道題與貝多芬模擬題犯了完全相同的邏輯錯誤:將一位作曲家兩個截然不同的創作階段壓縮進同一個題幹,再要求考生以單一答案概括。

正如《悲愴奏鳴曲》與《大賦(復)格》不能同屬「古典主義」,荀貝格的「自由無調性時期」(約 1908–1921)與「十二音列時期」(約 1923 年起)也不能同屬「表現主義」。Grove Music Online 的表現主義辭條,明確以「pre-12-note」界定表現主義的時間範疇。十二音列技法是荀貝格為了解決自由無調性帶來的結構困境,而發展出的「新秩序」,在邏輯上已超越表現主義,不能與表現主義劃上等號。

阿多諾對此也有清楚的觀察。他在《新音樂的哲學》(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, Tübingen: J.C.B. Mohr, 1949;英譯本 Philosophy of New Music, Minneapolis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2006)中,將荀貝格的十二音列技法理解為對自由無調性「混亂狀態」的理性化回應。這個理性化的過程,本身就標誌著與早期表現主義美學的決裂。

薩伊德在《論晚期風格》(On Late Style)中同樣援引荀貝格,指出他晚期的序列主義作品呈現出一種「難以接近的孤立性」,與早期表現主義作品(如《月光小丑》,Pierrot lunaire)的直覺性表達截然不同。

文末

貝多芬、斯特拉溫斯基、荀貝格這三位重要的作曲家,有一個共同點:他們的創作生涯跨越了多個截然不同的風格階段,無法以單一標籤概括。這在音樂史學界早已是基本認識,貝多芬的三期分法更可追溯至 19 世紀上半葉。

Grove Music Online、阿多諾的音樂哲學、薩伊德的晚期風格理論,三者從不同角度指向同一個結論:一位偉大作曲家的不同創作階段,不能被壓縮為單一的「主義」或「風格」標籤。

115 學年高中聯招第 12 題,正是在這個最基本的認識論層次上出了問題。題幹同時提及荀貝格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創作階段,卻以「這種風格」一詞強行合併,要求考生以單一答案概括。無論命題方援引的高中教材如何表述,這道題目的邏輯結構本身,就無法支撐一個唯一正確的答案。

這是我對 115 高聯第 12 題持續提出質疑的根本原因。希望透過貝多芬這個更為普及、更容易理解的例子,讓更多考生、家長與教育工作者看清楚這道題目的問題所在。

無論認為該題有瑕疵、邏輯謬誤,甚至敘述有誤,我都建議老師與考生向三區組長反映。單獨個案寫信反映很難得到重視,即便我已經提供相當詳盡的說明。考生與家長的權益,需要自己更加重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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